
1959年12月4日炒股配资开户网,三十三名战犯第一批获特赦,其中有一部分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了专员,工作单位为文史专员办公室,文史专员后来全部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甚至常委,第二批特赦的沈醉对工作环境十分满意:“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,办公室设在全国政协东院,这里是原清朝顺承郡王府,宫殿式建筑,花木扶疏,环境幽雅。”
末代皇帝溥仪进了办公室肯定感慨良多,但咱们今天的话题却不是溥仪如何写了《我的前半生》,而是要讨论一下那些“特赦将军”要不是在战场上被俘,而是跟着老蒋去台湾,有几个活不到1959年?
原蒋军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《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》中承认:“假如我仍旧在旧军队里,得了病就得离职回家。我黄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,经济力量毕竟有限,即使典当一空,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医治十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。”

当年大多数国民党高级军官腰缠万贯生活奢靡是事实,但也不是所有的高级将领都有花不完的钱,尤其是到了台湾后,像孙立人那样的二级上将,晚年也面临着交不起房租的窘境——老蒋刻薄寡恩,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,而且战败后总是要找几个人来当替罪羊,和白崇禧到了台湾,那日子过得有多提心吊胆,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。
跟被弹劾的胡宗南、交不起房租的孙立人、死因存疑的相比,从功德林第一批走出去的十名战犯都堪称长寿老人,笔者做过统计和计算: 这十人享年相加,是八百三十二岁,卢浚泉、、邱行湘、周振强八十多岁,曾扩情、郑庭笈、杨伯涛九十多岁,要是继续跟着老蒋混,肯定活不到那么大年纪。
翻看全部七批特赦人员名单,我们就会发现至少有七个中将被俘是因祸得福,其中就包括黄维和——他们是蒋军高级将领中有名的“穷人”。

不吃空饷不做买卖的蒋军高级将领少之又少,杜聿明和黄维的中将薪水看着是不少,但我们不要忘了,老蒋发的军饷可不总是现大洋,而是金圆券和银圆券,那些“钱”的贬值速度,简直比蹦极还快:杜聿明的母亲过大寿,老蒋送上十万金圆券(电影和电视剧演成了银元),没过几个月,就连一盒火柴都买不到了,而且蒋系高官逃台,在大陆的房地产是搬不走的,钞票一贬值,他们就变成了穷光蛋。
杜聿明先败于东北,再败于淮海,在老蒋看来,百万大军都是经杜聿明之手断送,老蒋要是能给他好脸色才怪呢。
黄维回忆:“杜聿明、康泽、文强,以及杜建时、范汉杰、徐远举这些人,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,他们都和我一样,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。”
徐远举是毛人凤提拔起来的心腹大特务,文强跟蒋家二代称兄道弟交情莫逆(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中有描述),而且老蒋也未必会追究他们的战败、失职的责任,所以他们也许能活得下去,而杜聿明、黄维等七个中将可就不好说了。

黄维人缘很差,跟受宠的胡琏有过节,杜聿明不善经营且两战皆败,所以坐冷板凳啃窝头是肯定的,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、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、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、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、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郑庭笈,则大概率会被老蒋投进监狱甚至杀掉。
宋希濂虽有“鹰犬将军”之称,但是在大西南带兵期间,因为跟胡宗南走得比较近,再加上淮海战役期间又与白崇禧做过搭档(白为华中“剿总”总司令、宋为副总司令),所以老蒋当年就有除掉他的意思了。
宋希濂《我在西南挣扎和被歼灭经过》中回忆,老蒋先是派小蒋跟他从晚上八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一点,因为话不投机,小蒋拂袖而去,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(就是原“国防部第三厅”中将厅长,外放后先为军长,后又晋升为名义上指挥第二十一军、四十四军、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的兵团司令)就带兵靠了过来,这可把宋希濂吓坏了:“郭汝瑰深夜派队伍来,很可能是奉蒋介石的密令,想乘我的不备来解决我的。好汉不吃眼前亏,我立即起床,冒着滂沱大雨,踏着泥泞的道路,高一脚低一脚向西行进,足足走了八个钟头……”

宋希濂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老蒋对他已经起了疑心甚至杀心,而且宋希濂也没能守住大西南,已经被老蒋划归白崇禧、胡宗南一类,那四十多个“监察委员”弹劾胡宗南的时候,肯定也不会放过宋希濂。
王耀武不吃空饷也有钱,那是因为他会做生意,但王耀武很不幸地娶了一个也很精明的夫人,所以王耀武到了台湾之后,也未必会继续有钱,而且在济南战役期间,王耀武的表现,确实不能让老蒋满意——王耀武还没等济南城破就逃掉了,以老蒋惯于甩锅的脾气,肯定要追究王耀武“临阵脱逃”之责,所以王耀武即使没在寿光被查获,到了台湾也没好果子吃。
陈长捷“是傅作义的人”,康泽是小蒋的“竞争对手”,这两人都是蒋家父子的眼中钉肉中刺,而郑庭笈则要沾郑介民的光,被老蒋斩草除根。

曾任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处长、“国防部情报局(就是原来的保密局)”澳门组少将组长的程一鸣在《军统特务组织真相》中揭露,郑介民和郑挺锋都可能是被老蒋和小蒋弄死的:“蒋递给他一块西瓜,郑只吃了一半,暗中将一半投入潭中。他们谈完话,郑即感到不舒服,遂赶回家里,柯淑芳半夜归来,发现郑介民死于卧室的地板上,事后,柯淑芳向其亲友大骂蒋害死了她的丈夫。郑挺锋在台中任某军副军长,郑介民死后,蒋经国派人劝他郑挺锋到台北见他,说是准备宣布郑挺锋为军长,郑庭烽气愤地说:‘我做了蒋经国老子一辈子副军长,还要做蒋经国的军长?’一日,郑挺锋在台中的电影院看了电影归来,突然也像他的哥哥郑介民一样死了。”
海南文昌三郑,两个死得不明不白,郑庭笈要是去了台湾,肯定也是朝不保夕——斩草要除根的道理,蒋家父子还是懂得的。

老蒋变脸如翻书,不管是康泽还是宋希濂,只要对他构成半点威胁,最后都只有死路一条,所以很多蒋系高级将领,被俘也是因祸得福,起码沈醉要是不被抓,即使不死在毛人凤手里,也不会像当文史专员那样风光。
沈醉在《人鬼之间·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另面人生》中回忆:“专员们在生活上也全部由政协负责,都在附近安排有住房,有公费医疗,专员们享受高干司局长级同等待遇。”
沈醉在军统和保密局,也就是个“处级干部”,他那个少将是铨叙军衔还是职务军衔也难说,再加上毛人凤已经将其视为威胁,所以沈醉去了台湾,也不会像叶翔之、谷正文那样受重用,更不会几乎“著作等身”,靠写稿子获得丰厚收益。
沈醉和文强都对自己晚年生活十分满意,甚至还有些骄傲,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:黄维、杜聿明、宋希濂、王耀武、陈长捷、康泽、郑庭笈这七个中将,如果不是在战场上被活捉,并在战犯管理所治好多种顽疾,而是逃到了台湾,几人会被下狱问罪枪毙,几人会贫病交加而死?又有几个能活到1959年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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