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12月4日炒股配资开户网，三十三名战犯第一批获特赦，其中有一部分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了专员，工作单位为文史专员办公室，文史专员后来全部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甚至常委，第二批特赦的沈醉对工作环境十分满意：“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，办公室设在全国政协东院，这里是原清朝顺承郡王府，宫殿式建筑，花木扶疏，环境幽雅。”
末代皇帝溥仪进了办公室肯定感慨良多，但咱们今天的话题却不是溥仪如何写了《我的前半生》，而是要讨论一下那些“特赦将军”要不是在战场上被俘，而是跟着老蒋去台湾，有几个活不到1959年？
原蒋军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《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》中承认：“假如我仍旧在旧军队里，得了病就得离职回家。我黄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，经济力量毕竟有限，即使典当一空，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医治十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。”
当年大多数国民党高级军官腰缠万贯生活奢靡是事实，但也不是所有的高级将领都有花不完的钱，尤其是到了台湾后，像孙立人那样的二级上将，晚年也面临着交不起房租的窘境——老蒋刻薄寡恩，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，而且战败后总是要找几个人来当替罪羊，和白崇禧到了台湾，那日子过得有多提心吊胆，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。
跟被弹劾的胡宗南、交不起房租的孙立人、死因存疑的相比，从功德林第一批走出去的十名战犯都堪称长寿老人，笔者做过统计和计算： 这十人享年相加，是八百三十二岁，卢浚泉、、邱行湘、周振强八十多岁，曾扩情、郑庭笈、杨伯涛九十多岁，要是继续跟着老蒋混，肯定活不到那么大年纪。
翻看全部七批特赦人员名单，我们就会发现至少有七个中将被俘是因祸得福，其中就包括黄维和——他们是蒋军高级将领中有名的“穷人”。
不吃空饷不做买卖的蒋军高级将领少之又少，杜聿明和黄维的中将薪水看着是不少，但我们不要忘了，老蒋发的军饷可不总是现大洋，而是金圆券和银圆券，那些“钱”的贬值速度，简直比蹦极还快：杜聿明的母亲过大寿，老蒋送上十万金圆券（电影和电视剧演成了银元），没过几个月，就连一盒火柴都买不到了，而且蒋系高官逃台，在大陆的房地产是搬不走的，钞票一贬值，他们就变成了穷光蛋。
杜聿明先败于东北，再败于淮海，在老蒋看来，百万大军都是经杜聿明之手断送，老蒋要是能给他好脸色才怪呢。
黄维回忆：“杜聿明、康泽、文强，以及杜建时、范汉杰、徐远举这些人，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，他们都和我一样，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。”
徐远举是毛人凤提拔起来的心腹大特务，文强跟蒋家二代称兄道弟交情莫逆（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中有描述），而且老蒋也未必会追究他们的战败、失职的责任，所以他们也许能活得下去，而杜聿明、黄维等七个中将可就不好说了。
黄维人缘很差，跟受宠的胡琏有过节，杜聿明不善经营且两战皆败，所以坐冷板凳啃窝头是肯定的，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、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、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、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、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郑庭笈，则大概率会被老蒋投进监狱甚至杀掉。
宋希濂虽有“鹰犬将军”之称，但是在大西南带兵期间，因为跟胡宗南走得比较近，再加上淮海战役期间又与白崇禧做过搭档（白为华中“剿总”总司令、宋为副总司令），所以老蒋当年就有除掉他的意思了。
宋希濂《我在西南挣扎和被歼灭经过》中回忆，老蒋先是派小蒋跟他从晚上八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一点，因为话不投机，小蒋拂袖而去，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（就是原“国防部第三厅”中将厅长，外放后先为军长，后又晋升为名义上指挥第二十一军、四十四军、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的兵团司令）就带兵靠了过来，这可把宋希濂吓坏了：“郭汝瑰深夜派队伍来，很可能是奉蒋介石的密令，想乘我的不备来解决我的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立即起床，冒着滂沱大雨，踏着泥泞的道路，高一脚低一脚向西行进，足足走了八个钟头……”
宋希濂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老蒋对他已经起了疑心甚至杀心，而且宋希濂也没能守住大西南，已经被老蒋划归白崇禧、胡宗南一类，那四十多个“监察委员”弹劾胡宗南的时候，肯定也不会放过宋希濂。
王耀武不吃空饷也有钱，那是因为他会做生意，但王耀武很不幸地娶了一个也很精明的夫人，所以王耀武到了台湾之后，也未必会继续有钱，而且在济南战役期间，王耀武的表现，确实不能让老蒋满意——王耀武还没等济南城破就逃掉了，以老蒋惯于甩锅的脾气，肯定要追究王耀武“临阵脱逃”之责，所以王耀武即使没在寿光被查获，到了台湾也没好果子吃。
陈长捷“是傅作义的人”，康泽是小蒋的“竞争对手”，这两人都是蒋家父子的眼中钉肉中刺，而郑庭笈则要沾郑介民的光，被老蒋斩草除根。
曾任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处长、“国防部情报局（就是原来的保密局）”澳门组少将组长的程一鸣在《军统特务组织真相》中揭露，郑介民和郑挺锋都可能是被老蒋和小蒋弄死的：“蒋递给他一块西瓜，郑只吃了一半，暗中将一半投入潭中。他们谈完话，郑即感到不舒服，遂赶回家里，柯淑芳半夜归来，发现郑介民死于卧室的地板上，事后，柯淑芳向其亲友大骂蒋害死了她的丈夫。郑挺锋在台中任某军副军长，郑介民死后，蒋经国派人劝他郑挺锋到台北见他，说是准备宣布郑挺锋为军长，郑庭烽气愤地说：‘我做了蒋经国老子一辈子副军长，还要做蒋经国的军长？’一日，郑挺锋在台中的电影院看了电影归来，突然也像他的哥哥郑介民一样死了。”
海南文昌三郑，两个死得不明不白，郑庭笈要是去了台湾，肯定也是朝不保夕——斩草要除根的道理，蒋家父子还是懂得的。
老蒋变脸如翻书，不管是康泽还是宋希濂，只要对他构成半点威胁，最后都只有死路一条，所以很多蒋系高级将领，被俘也是因祸得福，起码沈醉要是不被抓，即使不死在毛人凤手里，也不会像当文史专员那样风光。
沈醉在《人鬼之间·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另面人生》中回忆：“专员们在生活上也全部由政协负责，都在附近安排有住房，有公费医疗，专员们享受高干司局长级同等待遇。”
沈醉在军统和保密局，也就是个“处级干部”，他那个少将是铨叙军衔还是职务军衔也难说，再加上毛人凤已经将其视为威胁，所以沈醉去了台湾，也不会像叶翔之、谷正文那样受重用，更不会几乎“著作等身”，靠写稿子获得丰厚收益。
沈醉和文强都对自己晚年生活十分满意，甚至还有些骄傲，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：黄维、杜聿明、宋希濂、王耀武、陈长捷、康泽、郑庭笈这七个中将，如果不是在战场上被活捉，并在战犯管理所治好多种顽疾，而是逃到了台湾，几人会被下狱问罪枪毙，几人会贫病交加而死？又有几个能活到1959年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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